唐宋詩學對詞學的影響論文
唐宋詞學是詩學的一個分支,它是在詩學的影響下發(fā)展起來的。詞借鑒詩歌的創(chuàng)作方法,形成了一個“以詩為詞”的潮流;詞還依托發(fā)達的詩學理論,建構(gòu)起自己的理論體系,并形成一個詞學的正派系列。
詩學對詞學產(chǎn)生影響作用,是從文人士大夫染指于詞開始的。唐五代詞人,如李白、韋應物、劉禹錫、白居易、溫庭 筠、韋莊等多是著名的詩人,他們習慣用寫詩的方法填詞,因而早期的文人詞被稱為“詩客曲子詞”。宋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轉(zhuǎn)型期,思想由開放轉(zhuǎn)向內(nèi)斂,社會風氣由奮發(fā)向上轉(zhuǎn)向無所作為,士人也把建功立業(yè)的豪情轉(zhuǎn)化成了聽歌觀舞的雅興。這時俗樂繁盛而詞作又很蕭條,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。柳永以其從俗的詞風,迎合了市井階層的趣味,因而柳詞盛傳一時;柳永的某些詞句氣象恢弘,不減唐人高處。同時的晏殊、歐陽修詞也被稱為句讀不葺之詩。稍后的晏幾道繼承了漢魏樂府的傳統(tǒng),用小詞抒寫盛衰之意、今昔之感。北宋后期周邦彥詞下字運意、皆有法度,詞句往往從唐宋諸賢詩句中化出。賀鑄也擅長化用唐詩典故,據(jù)稱他筆端驅(qū)使李商隱、溫庭筠奔走不暇。對北宋詞壇影響最大的,還是蘇軾引導的“以詩為詞”的潮流,他把詩詞之間僅剩的一點界限沖刷得干干凈凈。蘇軾不滿柳永詞的格調(diào)低下,以提高詞品為己任。他把詞情與詩意等同起來;為了提高詞的言情品位,蘇軾不惜犧牲詞體特質(zhì),破體為詞。這就是陳師道所說的以詩為詞。蘇軾不僅指出了宋詞向上的一路,而且還在詞中融入了宋詩才學化的特點。黃庭堅說蘇軾《卜算子·黃州定惠院寓居作》韻力高勝,“非胸中有萬卷書,筆下無一點塵俗氣,孰能至此?”(《山谷集·跋東坡樂府》),這充分說明了才學、性情對詞人詞風潛移默化的作用。北宋滅亡、南宋王朝立足未穩(wěn)之際,時代需要慷慨昂揚、奮發(fā)有為的詞作,蘇軾于是就成了南渡詞壇的典范。胡寅、王灼、汪莘從提高詞品方面,充分肯定了蘇軾詞的意義。張孝祥刻意摹仿蘇軾詞作;辛棄疾則繼承蘇軾“以詩為詞”的精神,并把它推演為“以文為詞”、“以賦為詞”的創(chuàng)作方法,流風所及,形成了一個陣容壯觀的辛派詞人群體。對于這派詞人而言,詞的題材被無限的擴大了,詞中用典也不受任何限制,凡可以用詩文表達的情感,都可以用詞來抒寫。詞體的特質(zhì)消失了,詞變成了一種長短句式的新體詩。與此相對的本色詞派,也從“以詩為詞”中汲取了豐富的養(yǎng)分。姜夔把蘇軾天才化、個性化的清空,演化成一種包含一系列法度、可以普及開來的創(chuàng)作風格。
唐宋詩學對詞學更進一步的影響是從理論上的滲透和浸潤。在詩論家的潛意識里,詞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問,而是詩學的`一個分支。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、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、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以及周密《浩然齋雅談》都將詞話附錄在詩話之后。詩論家認為詞除了配樂歌唱以外,與詩歌再沒有什么區(qū)別了。林景熙提出了詩詞一理的理念,他說:“樂府詩之變也。詩發(fā)乎情,止乎禮義,美化厚俗,胥此焉寄?豈一變?yōu)闃犯隋崤c詩異哉?宋秦晁周柳輩各據(jù)其壘,風流醞藉,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。荊公《金陵懷古》末語‘后庭遺曲’,有詩人之諷。裕陵覽東坡月詞,至‘瓊臺玉宇,高處不勝寒’,謂蘇軾終是愛君。由此觀之;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,初不異詩也!保ā鹅V山文集·胡汲古樂府序》)金人王若虛也有類似的觀點,不過他說得更為直截:“蓋詩詞只是一理,不容異觀!保ā朵锬显娫挕罚┱怯捎谶@種觀念普及流行,宋人詩話往往也適用于詞學。姜夔的《白石道人詩說》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。姜夔既是江西詩派的先鋒詩人,又是江湖詞派的開山祖師。他的詩歌理論對南宋詩學和詞學都產(chǎn)生過深遠的影響,如功夫與涵養(yǎng)的觀點,被張炎吸收,變成了《詞派》中“騷雅”的審美理想:法度與創(chuàng)造、清潭見底的詩法,變成了“清空”的詞法。張炎的《詞源》中的一系列術語,如“融化詞句”、“深加鍛煉”、“意趣”等,都來自江西詩派的詩歌理論。就連張炎《詞源》中的“清空”,也出自趙汝回的《瓜廬集序》,正是借助唐宋詩學來建構(gòu)自己的理論的。
張炎還受方回一祖三宗說的啟發(fā),構(gòu)建了一個宋代詞學的正派體系。張炎把正派系列接軌在北宋詞人周邦彥的門下,理由是:“學者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!保ā对~旨》)這正是黃庭堅強調(diào)的學習杜詩的原因,他說:“學老杜詩,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。學晚唐諸人詩,所謂‘作法于涼,其敝猶貪;作法于貪,敝將若之何?’要須讀得通貫,因人講之。百許年來,詩非無好處,但不用學。亦如書字,須要以鐘王為法耳。”(王正德《余師錄·與趙伯充書》)張炎引用這句話,是說周邦彥詞同老杜的詩歌、鐘王字帖一樣,典雅而有法度,易學且不走樣。而他把周邦彥比作杜甫,為正派系列樹立一個創(chuàng)作上的典范。張炎論詞要訣還突出了姜夔對于江湖詞派的實際貢獻。姜夔在該派中具有開宗立派、示法后人的崇高地位,等同于江西詩派中的黃庭堅。而姜夔詞盡興率意、字句生硬的弊病,又在史達祖的句法、吳文英的字面中得到了糾正。史、吳位對江湖詞風的形成起了一定的輔助作用。張炎論詞要訣與方回一祖三宗說的用意是相同的,指出在唐宋詞中實際存著一個正派序列:周邦彥——姜夔——吳文英——張炎。后世文人認祖歸宗的目的,不單是對前人詞風的肯定,主要的還是表明自己正宗嫡派的身份。
唐宋詩學對詞學的影響,集中體現(xiàn)在“以詩為詞”上。北宋詞壇注重詞的本色,嚴守詩詞界限,往往把“以詩為詞”作為一個缺點來批評。南渡以后,詞人們充分汲取“以詩為詞”的優(yōu)點,用作詩的方法作詞,用論詩的標準論詞,并借助唐宋詩學,尤其是江西詩派的詩歌理論建立了詞學的理論體系。相對于發(fā)達的唐宋詩學來說,詞學理論比較粗糙。它往往只有一個個孤立的概念,而沒有揭示概念之間的必然聯(lián)系。詩學正好彌補了這個不足,它的理論更為成熟和完善,不但概念規(guī)范、表述嚴謹,而且理論體系清晰。詞學正是借助詩學的方法、概念和理論體系表述自己的思想,建構(gòu)自己的體系。如果離開了唐宋詩學而去研究純粹的詞學問題,不但作品不易理解,理論闡釋不清,甚至連一些基本的概念都無法闡釋,更不用說指出其理論的傳承關系和內(nèi)在的思想體系了。因此,從唐宋詩學入手研究詞學問題,是一條不可或缺、無法規(guī)避的理論途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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